這篇文章，除了運用我對臺灣的微薄認識，逐一反駁本民前論點以外，我不諱言我是看不過眼長毛被攻擊，而有感而發。我經常說，我們現在缺乏兩種胸襟，第一種是讓年青人‘上’
的胸襟，所以我在而立之年，已經甘作春泥。第二種是欣賞敵人的胸襟，識英雄，重英雄。我們可以不同意長毛的政治立場，但長毛始終如一的政治品德，是值得敬重的。
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的梁天琦最後取得66,524票，結果令不少政壇中人感到驚訝。原因是在「單議席、單票制」的補選制度之下，候選人欲勝出選舉，是「一票都不能少」的，即候選人的所得票數，是反映了選民的強烈意向及政治立場；亦因為這個結果，促成香港復興會、熱血公民及普羅政治學苑等激進團體，在選舉翌日宣布，在9月立法會時，五區各派員參選。
資深評論員練乙錚更稱：「若社運發揮足夠力量，並付出相當代價，直接震撼北京當局，方能有望得到實效。」一時間，社會被所謂的勇武路綫衝擊得頭腦發熱，而沒有好好計算暴力抗爭成本，與練老所指的「代價」，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本民前選舉工程 極像民進黨
本民前的選舉工程，極像從前台灣民進黨的選戰手法，就是先行挑動社會矛盾、然後吸引傳媒報道，繼而主導之後的報道，到最後藉着抗爭的光環，進行政治收割。我們從今年大年初一深夜，由本民前發起的旺角騷亂得到實證。他們利用警方與小販之間的對立，挑動「公權力」與「最弱勢社群」的矛盾，造成選民在官能上的極大刺激，以凸顯政權的不公義，觸發強烈的「表態政治行為」，最後推高梁天琦在補選中的得票。
梁天琦亦不停在各大的傳媒訪問之中，重申「抗爭無底綫」，及使用暴力的必要性，並以台灣的228事件為例，在電台節目中，反問今天還有人記得當年受影響的民眾嗎？
梁天琦的說法，明顯不了解台灣與香港政治發展上的不可比擬性。台灣當年有公賣制度、白色恐怖、黨禁、報禁，甚至後期的動員勘亂，強制兵役。台灣當時的環境是處於「國民黨便等於中華民國」的訓政時期及國共內戰後期，與今日未有全面普選的香港，政治環境上有極大分別。
加上，根據台灣的消息報道，228受害者家屬申請賠償個案，去年已高達有2,265宗。當中不少是當年只是不幸在台北生活，而沒有涉事的平民老百姓，又或是梁天琦口中，抗爭無可避免傷及無辜的「沙沙石石」。證明即使過了69年，他們並非無人提及，甚至228對台灣民眾的傷痛迄今仍未癒合。
民進黨告別暴力 始能成功執政
其後台灣進行了政治改革，民進黨積極參與各級議會選舉，成績卻只是一般，這除了是制度性障礙之外，最關鍵的是民進黨從前的暴力抗爭路綫，不為台灣民眾所接受。我們談及台灣的劣質民主時，往往有民進黨這極不光彩的一頁。民進黨的悲情與控訴選舉主調，亦令台灣選民，恐怕活在仇恨之中。
但是後來的民進黨已有執政的打算，反省到執政不能依靠暴力，而是必須要有「大義」的名份在手，及強大的道德感召，公民覺醒，台灣才會變天。所以在一批新血的推動下，例如羅文嘉和林德訓，他們在1994年，擔任陳水扁競選辦公室要員時，便打出「愛與希望」，成功把陳水扁送上台北市市長寶座。是次成功，亦被解讀成民進黨與暴力政治的重要分水嶺；6年之後，即2000年台灣便出現首次政黨輪替。
民進黨這些教訓和寶貴經驗，我卻沒有在本民前及梁天琦身上找到任何影子。
至於，本民前對「革命」、「建國」這些概念也沒有詳細的論述，這是作為從政者及政綱的最基本要求。即使在傳媒多番追問之下，梁天琦亦沒有解釋「港獨」與「建國」又是否有必然關係呢？建國之後，香港市民的食水、豬肉等問題又如何處理？本民前一概少理。
從民族與國家建構關係之中，本民前只是在消費一些政治「概念」，作選舉宣傳；而從政治學的觀點上來說，革命若不建國，就更是一個極大的笑話，本民前總不可以在革命之後，才設想如何建國；否則社會將陷入動亂與無政府狀態。所以，孫中山為甚麼在「搞革命」同時提出《建國方略》，並從衣、食、住、行四方面入手。原因是他為防革命失焦，以及他的理想是為四萬萬同胞帶來民主中國，而非軍事奪權。
一國兩制提早壽終正寢 怎承擔？
至於，本民前以「戰爭」來形容現時的暴力抗爭，就更加是不負責任地把香港僅有的民主，推向毀滅邊緣。筆者並不擔心本民前向中央叫陣，原因是本民前不可能有足夠的武裝力量與中央抗衡。但筆者卻極擔心他們義和團式的匹夫之勇，會被別有用心之徒解讀為香港已失控，真的震撼了北京。
根據基本法第18條第四款，當全國人大宣布戰爭狀態、特區不能控制、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時，中央可宣布特區進入緊急狀態，並頒布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即變相接管香港。到時一國兩制，將如本民前所願，提早壽終正寢，而這個極巨大的社會代價又是否我們可以承擔呢？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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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振東
中山大學政治學理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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