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權者要求我們信任特區政府時，那便要同時提出有甚麼機制可以讓我們表達信任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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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就《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簡稱醫委會改革的辯論，今日繼續在爭議聲中進行。
會議之前，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指出部分議員是基於政治考慮，不支持草案，希望他們基於公眾利益，而回心轉意。本質上，醫委會改革既是民生，亦是不少病人維權團體引頸以盼的大議題。即使今年正值立法會選舉，議員們亦不應成為攔路虎，否則極有可能造成民意反彈的反效果，影響選情。
憂特首操控醫委 行政壓過專業
但為何一項民生議題，仍會出現「政治考慮」，導致專業團體與政府出現對峙的局面？我們更應該問，在現行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之下，有沒有制度，可以讓議員及市民，不用以「政治」這把尺去作考慮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醫委會其中一個重大的爭議點，就是28名委員中特首可以就一半委員進行任命。有醫學團體直指草案若能通過，特首在醫委會內的權力過大，造成「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問題之外，特首更有可能藉着無法挑戰的任命權，操控醫委會，甚至是「行政壓過專業」。說穿了，就是我們對特首梁振英的不信任，以至他行使的一切行政權力，我們也不信任。
不過，若然時光可以倒流，我們又有沒有機會信任梁振英呢？我們便會發現在普選行政長官之前，制度上我們是沒有機會，客觀地表達市民對行政長官的信任程度。即不管中央官員如何請託香港市民相信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藉公平投票 向代議者投信任票
代議政制的民主選舉制度，就是透過選舉，把市民手中的權力，交到議員，甚至元首的手中，代表市民行使公權力。這除了是一個權力轉移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市民透過普及而平等的投票，客觀地對代議人士作出了「信任投放」。所謂民無信不立，民意基礎的本質就是公眾信任。所以，實行普選的國家與地區，元首在行使行政任命權時，公民社會是不會對元首作出挑戰。
例如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這所全台第一、世界知名的研究院，新任院長廖俊智的任命，曾經在台灣出現過一些爭議，但當蔡英文總統下達任命狀時，立法院、公眾以致輿論界普遍還是接受了。原因是蔡英文以689萬票當選總統，也代表了最少689萬名台灣公民對她是信任的。有了這個遊戲規則與客觀標準，信任的基礎便得以建立起來。
所以，在2014年政改爭議的後期，部分開明建制派人士力主「袋住先」，是知道中央讓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之後，便無法收回成命之外，更重要的是萬一行政長官低票當選，變相便反映了公眾對他的信任度不足，形成了公眾對權力的制約，迫使行政長官「好自為之」。而非現在行政長官的權力在行政主導之下，接近可以為所欲為。
港倘無普選 恐陷制度空轉失效
部分建制派人士會天真地認為今年立法會選舉，建制派若能大勝，市民透過對建制派表達信任，而建制派又支持特首施政，這個制度性缺陷仍是可以彌補的。這個明顯是自欺欺人的說法，因為所謂建制派大勝是包括傳統的功能組別議員，試問這堆議席選民人數只有大概24萬，即全港最少有97%市民仍是無法透過制度，對這個政權作出「信任投放」。問題的根本還是沒有解決。
因此，近日無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還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均不約而同地提出，下屆政府需要盡快重啟政改討論，當中的考量，相信是要從制度上，以普及而平等的投票方式，表達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否則，光靠「你信我啦」這類口號，香港遲早會陷入制度失效，不能管治的政治空轉狀態。
「君權神授」 香港管治難寸進
中山大學政務學院院長肖濱教授曾經說過：「我們經常要香港的年輕人愛國愛港，如果愛國愛港是一種公民義務，我們便要同時提出甚麼是愛國愛港的公民權利，否則他們怎樣去愛？」同一道理，當權者要求我們信任特區政府時，那便要同時提出有甚麼機制可以讓我們表達信任與否。否則這不是癡人說夢，便是仍然停留在君權神授，毋庸置疑的封建思維，對香港的管治及內地民主化的發展均毫無益處。
撰文:
葉振東 中山大學政治學理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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