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7日，我在深圳紫荊山莊。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講話節錄：「要以人為本、紓困解難，著力解決市民關注的經濟民生方面的突出問題，切實提高民眾獲得感和幸福感。」
林鄭月娥：建設更美好香港（節錄）：「競選期間，我提出以管治新風格，重建和諧社會，恢復市民大眾對政府的信任。在公布主要官員任命當日，我承諾政府會以「創新」、「互動」、「協作」的原則，為市民解決問題。我們稍後會具體落實為青年人提供更多議政、論政、參政機會的措施，既藉此加深青年人對政府的了解和信任，亦培養他們成為未來的社會領袖和政治人才。 」
在回歸20年，政治上最大的問題，就是特區政府在牢抓「管治權」的思想下，沒有透過開放部分「管理權」，與市民建構「政治命運共同體」，可能造成市民與特區政府出現「切割」。
當政府政策與市民期望出現落差時，市民在事不關己的情況下，對特區政府極易產生不用負責的否定，最後甚至會把矛頭直指中央政府。
與政府無交接 青年尤明顯
由於香港一直沒有雙普選，立法會中功能組別議席又佔了一半，在低權力再分配的情況下，部分市民與特區政府已經累積了明顯的不信任。甚至出現一種在管治上極為不妙，互不交接的「平衡狀態」。
這種情況在年輕人之中尤為明顯，認為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傾斜於中央人民政府，而不是代表着香港市民的利益。根據香港中大亞太青年研究中心2016年10月24日 至11月24日 所做的民意調查，65%受訪青年不滿特區政府表現，63%更加表明不信任特區政府。這種趨勢，恐怕在新一屆特區政府上場之後，仍然不會改善。
為了阻止三任特區政府的弱勢雪球無休止地愈滾愈大，重建市民對制度的信任，新班子必須好好利用2017年至2019年，這沒有任何選舉的兩年時間，改變市民對政府的負面觀感。首先，特區政府在現時的政治體制之下，施政要盡量避免明顯地向資本家傾斜。
香港在回歸之前，中央政府為了長期繁榮穩定，刻意放任粗獷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回歸20年之後，這群既得利益集團變得非常根深柢固，成為各項民生施政的最大障礙。我們從特首選舉的選委會界別分組名單，與立法會傳統功能組別30個議席進行比較，便會發現當中不但以資本家為主，更出現了28個界別及選民高度重疊的情況，一般市民不但成為了局外人，也變相造成歷屆政府對回歸後的「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投鼠忌器。
既得利益階級 主導施政方向
例如香港最新的堅尼系數為0.539，創下了45年來的新高。貧富懸殊嚴重，其中一個重要成因就是財富分配不均。候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提出稅務改革，是其中一個有效方法，即透過政府行為調節市場，進行財富再分配。話音剛落，隨即受到立法會（商界一）議員林健鋒的猛烈抨擊，表示建議將嚴重打擊香港營商環境和競爭力；然而香港經濟高度傾斜於金融與地產，亦是這群既得利益階級主導了政府的施政方向。
又例如：標準工時問題，政府提出的合約工時，明顯是向資本家妥協，在勞方企硬的情況下，大概會造成無功而還的結局。從這些冰山一角的例子可見，在沒有普選的政治環境下，特區政府的施政應該盡量靠近市民的一方，務求打造人民政府的形象。
其次，就是要加強「有感施政」。由於政治體制的先天缺陷，造成權力高度集中在一小撮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手上，造成政策成效不彰。市民既未能參與特區政府的決策，又未能透過特區政府施政，感受到生活質素有所提升，對制度的信任自然每況愈下。
有些政策倡議更是令市民感到丈八金剛，例如從前的「9+2」，今日的大灣區；從前的渝新歐經濟帶，今日的一帶一路，對一般普羅市民來說只是一些不着邊際，遙不可及的「高大上」字眼。相反，各區區議會均設有一個連委員會也談不上的土地及經濟發展工作小組，卻是推動地區經濟（例如：墟市），讓市民近距離實在感受政府施政的好平台。一個自詡為務實的班子，應該明白不宜捨近而圖遠的道理。
新增委員會 勿集中於特權階級
最後，就是要建立政治命運共同體，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競選時提出與民共議的施政概念，當選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要為年輕人提供《議政、論政及參政》的空間。不過，她只是開了一個沒有內容的題目。之後的關鍵是這些空間是否公平、公正、向全民開放，讓真正有代表性，有能力的有志之士，躋身體制之內；從實際行動中打破特區政府與市民的「平衡狀態」。同時，要避免架床疊屋，例如中央政策組的青年團隊與青年發展委員會，在分工不清的情況下，極有可能會造成政出多門的情況，市民便會再一次勾起特區政府是在「應酬問題」，而非「應付問題」的回憶。
當然，若這些新增委員會的任命，仍然沿襲港英時代由行政官員「憑印象」的舊模式，權力只會繼續高度集中在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手上，部分市民便惟有你有你管、我有我活了！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撰文：葉振東中山大學政治學理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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