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房委會的資料顯示，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 有高達 150,200 宗一般公屋申請， 平均輪候時間為 4.7 年， 是繼去年 12 月底之後， 輪候時間再次達到 4.7 年。
公屋輪候時間重返 4.7 年高峰
同一時間，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早前到深水埗探訪劏房住戶表示， 由於公屋興建時間最少 4 至 5 年， 政府可以資助社福機構建立劏房， 再以成本價租予有需要人士， 滿足中短期房屋需求。
一個月之後， 陳帆已表示接獲發展商願意提供數百間空置房屋， 並有基金願意提供財政支援， 最快年底可推出「社企劏房」。 陳帆動作之快， 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陳帆有如此大膽的政策建議，
是希望以空間換時間的援兵之計。
公共政策的推動邏輯大致上有三類， 第一類是最常見的， 就是「宣之於口、 動之於手」； 第二類是為免引起公眾反彈，
卻又有實際推廣的必要，
便應該「只做不宣」，
以收潛移默化之效，
國民教育本來就應該是只做不宣的教育政策；
第三類就是政府短時間內沒有具體可行的方案，
卻又要回應市民的期望，
便惟有「出口術」，
讓市民望梅止渴，
社企劏房大概便是這一類。
與業主「鬥劏」阻劏房燎原火
陳帆局長的社企劏房按道理是不可能大規模進行， 原因是運輸及房屋的政策邏輯一直是加快覓地、 加快建公屋， 因此， 即使有地， 也只會撥出小部分作為社企劏房的試點計劃。
不過， 這個試點計劃， 在只聞樓梯響的情況下， 卻明顯已達到立竿見影， 在租金上紓緩了不少劏房戶的壓力。
早在 2013 年， 筆者當時為一所社會福利機構在觀塘區進行了貧窮家庭需要調查， 當時 851 個生活在政府貧窮綫以下的有效樣本中， 私人樓宇的 184 個樣本全部來自劏房戶，
大部分的受訪家庭均為三至四人的核心家庭。
調查發現， 當年的劏房租金佔他們的收入 37%， 個別例子更高達五成。
在租金壓力之下，
劏房家庭惟有減少日常飲食的支出；
而在深入訪談中，
我們發現劏房的租約最短只有三個月，
三個月之後業主可以隨意上調租金，
在居無常所的情況下，
劏房戶難以有穩定的住所，
登記成為選民；
既非當區選民，
自然便難以獲得區議員的協助。
有見及此， 當年筆者便向運輸及房屋局建議反其道而行， 由政府以分期補地價方式， 釋放適宜改建的工廠大廈， 宣布設立「公營劏房」與劏房業主「鬥劏」。
這一招貴不在多，
而在於阻止劏房市場的燎原之火，
為政府爭取更多時間興建公屋。
公營劏房的形式類似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易裝易拆的臨時房屋， 個人實用面積可參考屯門寶田邨單身人士單位
8.2 平方米，
租金以 330 元作為參考標準； 而根據扶貧委員會及前綫社工的資料所得， 劏房戶大部分集中在觀塘、
深水埗、
荃灣及葵涌一帶。
考慮到實際情況及為了減少各區 Nimby（別在我後園）心態；
筆者當年建議不應尋找一個區議會，
作為臨屋用地試點，
而是一個域，
例如東九龍、
西九龍及新界西南，
在域內建立一至兩個臨屋區，
在各區區議會的拉力之下，
總會得出一個落實方案，
而不至於被各區區議會消磨歲月，
胎死腹中。
緩劏房租金， 紓住戶壓力
上述建議， 由政策倡議到議會醞釀， 前後最少也要兩、 三年的時間； 不過， 今天陳帆口術一出， 劏房業主變相便被一個「合理劏房」的標準制約，
甚至令他們覺得劏房市場將會變得無利可圖，
短期為穩住租戶，
必然會減少不合理加租情況，
甚至凍租。
君不見， 觀塘等地的劏房租金的確有放緩迹象。 在兩、 三年後公屋落成量增加及「富不與官爭」的智慧下， 劏房業主或許選擇離場。
問責官員從政策論述，
表達出急民之所急，
即使是出口術，
亦算是有感施政的重要一環。
原載： 《香港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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