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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的西九龍高鐵總站「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在反對派運用議事規則力阻之下，仍然於11月15日在立法會獲得通過，政府隨即啟動落實「三步走」程式。本地立法程式將于明年6月前完成，高鐵將於第三季度正式通車。
回顧香港高鐵的興建過程，在立法會向「新特權階級」傾斜的功能界別設定下，無論是2009年落實興建，還是其後因超支需要追加撥款，以至現時政府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均相繼獲得通過。在特區的政治體制中，香港市民被少數「新特權階級」代表，造成香港市民感受到強烈的被剝奪感，高鐵香港段一直被扣上一種政治原罪，香港市民完全無法從中央的好意中獲得預期的幸福感。
香港各界對內地缺乏認識
剔除體制上的扭曲現象，「一地兩檢」方案其實深層次地揭露，香港回歸20年來，市民不但對基本法認識不足，而且在「一國兩制」的政治實體區分下，特區政府乃至香港市民對內地政策制定過程幾乎一無所知。部分人甚至以香港的標準來與內地不同的省市進行合作。無可否認，在2004年開放自由行之前，中央大力維護香港利益，各省市唯有因應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而作出配合。然而，過去14年來內地省市發展迅速，尤其是沿海城市的發展一日千里，各省市也要肩負起自身經濟指標責任，與香港展開自由競爭。由於不瞭解內地各省市體制運作情況，香港的競爭力相對下滑。
以今天的國情來說，西九龍高鐵總站實行「一地兩檢」已成為香港的唯一選擇。這個漫長而又實際的改變，容易造成香港市民對中央的誤會，甚至認為中央朝令夕改。當務之急，就是中央與特區政府應該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多以換位思維思考，尤其是特區政府應該讓香港市民對大陸國情有實際的瞭解，減少因為誤解產生的不必要矛盾。
香港潛在的「本位主義」
在「一國兩制」安排之下，特區政府及議員在一些涉及陸港兩地之間的政策倡議上，往往潛藏著一種「本位主義」。2009年，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及議員針對「一地兩檢」事宜，提出可以在廣州、東莞、虎門及深圳福田口岸進行「一地兩檢」，這純粹是從便利香港市民的角度出發而得出的可行性方案，並非根據內地的發展作出相應的考慮，更未與上述各級政府達成任何雙邊協議。
當年鄭汝樺的建議，比今天特區政府的無約束力議案更加無力。即使特區政府當年與內地相關市區簽訂諒解備忘錄等合作框架，比照內地的政策制定模式，也有點風馬牛不相及。因為諒解備忘錄只是香港市民比較熟悉的概念，而在內地一般則將其解讀為一種意向，較多使用在經濟合作領域，而非政府的政策制定上。香港市民對此普遍不知情。
根據內地的政治體制，所有重大的政策決議，必先由相關領導人提出建議，再經政協、各民主黨派、專家學者進行協商，提請人大審議通過，把黨的主張上升到政府意志，然後才正式立項執行。任何政策若未經各級人大審議通過並交由政府立項處理，各級政府仍可以根據各地方的發展情況，重新走一次程式，隨時進行增刪修改。
然而，即使我們已經對公務員團體及建制派政黨進行了多年的國情教育，大多數人對此還是認識模糊。這種政策認知對公務員團體及建制派政黨來說是必須的，因為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凡涉及香港又未經立項處理的政策若出現改變，各省市並沒有責任知會特區政府，否則便有違「一國兩制」的精神。政策解釋與公眾論述的責任必須由特區政府的官員與建制派議員來承擔，在問題萌芽發酵的時候，儘早消減香港市民對中央的誤會。
漠視內地發展對香港的影響
我們一直組織大量內地訪問團，但交流可能出現了機械式運作，而沒有讓參加者真正認識內地社會發展對香港政策的深遠影響。廣州、東莞、虎門及深圳福田口岸對香港市民，尤其經常參加建制派議員組織的短期內地交流團的群眾來說，應該一點都不陌生。不過，多次多團的交流某種程度上只鞏固了建制派的票源和支持者，而沒有使參加者深層次地認識到內地變化對香港的影響，也沒有透過參加者把這些訊息再帶回香港傳播，沒有讓香港公民社會及時調整對內地高速發展產生的心理不適。
例如，根據2016年番禺區政府向廣州國土資源和規劃委員會提交的廣州南站地區新規劃，廣州南站地區被定位為泛珠CBD，即番禺已經由八年前的縣級市發展成廣州另一個商業中心。廣州南站的城市規劃雖然仍有高鐵要素，但主要面向絕非香港居民一廂情願的「一地兩檢」，而是應對國內「四縱四橫」的龐大人流需要。這種重要的根本性改變，應該透過大量交流團結集民意力量，回港後主動搶佔話語權，協助特區政府將施政主張合理化。
港人追求特殊待遇不合時宜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缺乏國情教育的背景下，無論特區政府還是香港市民都難以換位思考，缺乏對內地施政的同理心，因此往往認為陸港互動的施政中應該要「港人優先」，但從公平的角度來說，香港市民的權益本質上不應與內地居民有任何差異，否則極易造成同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的社群矛盾。
香港地少人多，樓價極高，但廣州與深圳同樣人滿為患，土地不足，各市政府均把如何讓常住人口安居樂業視為施政的重中之重，否則在人多樓貴下呈現的貧富懸殊，將會成為內地社會極不穩定的因素。過去八年，深圳市的常住人口由大約900萬上升至接近1,200萬，廣州市由接近800萬大幅上升至接近1,400萬。就過去十年兩地平均樓價而言，廣州上升了193%，深圳驚人地上升了508%。在土地資源如此緊張的情況下，各省市政府又有什麼理由為香港讓出土地呢？畢竟，內地地方政府要考慮到內地同胞的感受。對他們衝擊至深的也是內地群眾，而非特區政府或是香港市民。
借機推動國情教育
因此，除非高鐵香港段就此作罷，否則西九龍高鐵總站進行「一地兩檢」的確是今天的唯一選項。面對特區政府的本位主義政策倡議、市民大眾國情教育不足、對內地施政缺乏同理心的困局，中央與特區政府在推廣基本法教育的同時，需要做好國情教育。
反對派議員之所以未能利用「一地兩檢」發起大型公民抗爭運動，是因為在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引用基本法20條，中央可授予香港政府「其它權力」的時候，反對派議員便陷入了概念陷阱之中，一股勁地與特區政府就中央與特區權力分配及跨境執法進行爭論，但試問有多少香港市民瞭解基本法，對法律有基本認識？在所知有限的情況下，反對「一地兩檢」的主張，便只在反對派議員及他們的支持者圈中展開，而非公民社會。
現在需要做的鋪墊是，在明年第三季度高鐵通車之前，以試點方式推動國情教育，例如設立「高鐵青少年獎學金」，讓香港市民知道內地執法單位租用西九龍高鐵總站進行「一地兩檢」需要付出高昂租金。通車之後，為鼓勵香港與大灣區的人文交流，對全日制學生提供高鐵大灣區段來回票價半價優惠。透過這些措施，鼓勵市民主動體驗國家的發展，加深對國情的瞭解。
原刊於天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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